一九四一年秋，我在宁海黄坛玉泉盐场黄坛转运站，任临时司秤员，同时以这一个职务作为我当时地下党工作活动的掩护。

为了保证地下党工作机密性，特选择在黄坛后沈村租了一间住房。房东是吴三宝。当时我一家四口（母亲、我妻和我及刚出生下来孩子）住在吴三宝房东一间大房内，在其一家人支持下，使得我们安心地住下来。并通过吴三宝老人帮助，在其屋后另租了一间平房，给原象山县工委书记杨淦、党员白衣萍假夫妻暂时有个安全的住处。紧接着台州（北）特委书记郑嘉治同志随同特委机关从三门迁移到宁海，这个机关一段时间（一九四二年七、八月到九、十月间）设在吴三宝家大房楼上，蒙这位老人一家人的热情支持，特委（北）书记郑嘉治同志在这楼房内安全地工作了约两个月时间，后又迁移到城内杏树脚住处办公。

大概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底或七月初的一天下午，原中共桑州地下党的负责人叶林（林默之），又来黄坛我工作处（转运站）找我，要我设法在我住处附近租一住房，最好和我同住一起，必须要绝对安全，绝对保密，因为来住的这位同志是党的领导人，要我房子找好，即去信告诉林，是否要租，等待他陪同那位同志来看过后再决定。并问我有无困难？我说，尽最大努力去完成。林把这任务交给我后，当即离开我处回桑州了。林走后，我感到事关责任重大，必须认真对待这一任务，根据上述提到两个绝对，估计还有另外任务。

我知道在这个小村里空余房子不多，即使有也很破旧，因前段时间为安排杨淦、白衣萍两同志住房时，在全村看过空房不多，只有两家当时有两间空房，一间就是杨、白两同志住着的，另一间即我住的顶楼。杨、白两同志住的房子是在我住处的后一幢平房，找到杨、白两同志住处很方便，只要出后门过一条小墙弄便到了。考虑再三，还是同我租住房东商量，出高价租他这间空着的楼房。这楼房朝南，左、右两边房间均无人住，左边是堂前顶楼空着，右边一间是灶间顶楼，这间房老大一间，放着乱七八糟的旧农具、破家具，从这间楼房往下看是天井，朝前看是这座房子大门和大门两边围墙，围墙外是别家农民住的平房，看来这间楼房是比较保密的了，和房东商量结果，房东满口答应，即去信告知林默之同志。

一九四二年七或八月间，一个炎热的下午，由林默之同志陪来一位领导同志。这位领导同志约卅余岁，表情严肃，瘦而中等的身材，长方脸形，一对敏捷的眼珠，这对眼珠看人看事，似乎是一目了然，上下两爿黑而薄的嘴唇，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后来听说他是北京大学生，擅长世界语，能识二、三国外国语，他原是中共浙江省委青年部部长，中共台州特委组织部长兼台北地区书记——灵江以北的临海北部和天台、三门、宁海、象山、仙居等县的领导人郑嘉治。林默之同志当时介绍我与郑认识，并要我陪郑去看了上述这间楼房，郑看了楼房表示满意，并向我详细地了解房东与周围邻居的政治面目与政治态度。当时这个小村不到五十户人家，全是贫穷的农民和手工（竹、木工，成衣工人）业者，也有少数人兼做肩挑买卖。郑在当时沉默思考一阵后决定租下这间楼房。并要我向家内母、妻和房东说明我们是几个人合资做单帮生意的，而郑资金最多。郑看了租房，向我嘱咐了一些话，以便统一语言，当天下午他同林一起回去，约过了一周，郑正式搬来住进上述楼房。

从一九四二年的七月（或八月）开始，台州特委负责人由三门迁移到宁海的黄坛后沈村，不久又搬到宁海城内杏树脚，前后时间约有半年多。从此我是负责掩护特委领导同志和联络站工作。

上述特委同志在宁海黄坛后沈村约住了一月余。这个村庄地处黄坛街东头，过一座石板大桥大溪北岸。据说这条大溪水发源于天台山，每年有几次大水。村的周围一片砂石滩，靠东北面稍有点土地，所种稻谷不多，大多数是杂粮，如六谷、蕃薯。农民种下杂粮十分担心，因怕发大水时会被冲没，那时这个村庄和周围村庄农民生活是相当困难的。靠近村东有一条不显著的道路，南通黄坛、桑州直到临海、温州，北通梅林、西店、奉化、宁波。当时在这条路上天天有大批男女的肩客，所谓是做单帮生意的，看上去，这些人中，多半是失业者和一些农民，也有极少数是正式的商人。当时这个村庄有的农民受这些单帮商人影响，为改善他们的生活，亦欲试图，但因资金无着，只好作罢。

我们同房东、邻居说是合资做单帮的，他们是完全相信的。同时我当时公开职业是玉泉秤放局驻宁海黄坛转运站的职员，因此，他们对同我一起做单帮生意的朋友也颇放心，对特委同志工作掩护也方便。当时为了使领导同志郑嘉治放心，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郑，这时郑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掩护特委同志的安全。他有时外出，后来得知，他外出是到三门珠岙、下洋村和宁海桑州等地找有关同志商量工作去了。这位领导同志当时秘密安全地在这个村庄住了约一个多月后离开进宁海城内继续工作。

这年九月中旬（或下旬），郑要我设法在宁海城内找一处比原来住房子要大一些的房子，至少要有三、四间住房。究竟何用？他当时未说明，而且要求一定要设法找到，并尽快解决。当时我在宁海尚有三家社会关系：一家是我继祖母有几间多余房子，但他为人势利刻薄，不行；另一家是我外祖母家，也有几件多余空房，可是她家常有人进出，也不方便；再一家是我堂姊应大凤家，有楼底各一间可设法租用，她丈夫原是一个店员，病故留下三个孩子尚小，而且她丈夫病故后生活十分困难，全家四口人，全靠大姊帮人洗洗补补微薄收入来维持，堂姊为人厚道，勤劳，而她住房墙门内邻居说起我家也较熟悉。我向堂姊说，我们有几个人合资做单帮生意，暂时借住一段时间，她同意了。（谁知这是一种借口，由于当时在反动派严重白色恐怖下，要完成党交给任务，出于不得已说这种违背内心的话，在内心来说是苦闷的。又如在路上碰见自己的同志，明明是熟识的硬要装作不认识。）后来由我母亲按月付给堂姊一些钱，不作房租费，只是给她生活上的少许补助。当时我陪同郑嘉治同志一起到堂姊处看过房子和地点后，郑决定暂借。这个房子座落在宁海城内西城门内古杏树脚附近，东边一条小弄堂底，朝南墙门内，靠左边一间大房和大房顶楼房及西边一间平屋厢房。堂姊和其三个小孩一起（当时三个孩子，大女孩大约不足十周岁，另两个男孩更小）住在西边平屋厢房内。老郑住大房内，顶楼前半间由我夫妻和母亲住。从外地来同志人数少时和郑一起睡在大房内，人数多时睡到楼上后半间。在这里住了约三、四个月。这幢房子年代较久，有些破旧，当时住着约有四家人家，在西边除我堂姊一家外，另一家住平屋内有一位念经的老太，她双目有些失明，东边一家是当律师的，另一家大概是个店员（有些记不清了）。这房子弄口沿街边大门朝南一幢房屋内，当时住着宁海县党部书记潘以治。当我们从黄坛搬进这个住房的第二天，郑嘉治同志要我设法从宁海城内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到宁波三北，要熟识鸣鹤场、观城、沈师桥等地情况，后来知道是要这个送信人与浙东中共地下党（后来就是浙东区党委）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并要我尽快设法找到。郑交给我这个任务，当时感到有些困难，要这样条件人到那里去找呢？借着做生意的名义我同母亲商量，还是在我母亲提醒下，发现我堂兄应必富，他是个鞋匠，有做鞋的手艺，是在宁波三北当学徒时学的，满师后又在三北做过一段时间，对三北地方较熟悉，回宁海家乡摆一个绱鞋摊，夫妻两一直绱鞋过生活；大革命时，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党员，后来由于他直接领导人的出走，失去了党的关系，他是一个贫苦的手工业工人，同情劳苦人民，对当时反动政府极为不满，对共产党有一定感情。我把这情况告诉老郑，他听了颇高兴，又经过他一番考虑后，要我先和堂兄商量，是否愿意去三北？而且那时一路上要经过许多敌伪顽设立的关卡盘问和检查，当时宁波地区各县前后均为日寇占领沦陷了，这些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伪政府丢掉了他们所管辖的几十万老百姓和大片的土地，带着一批批以敲诈勒索为能手的帮凶流亡到宁海，专向宁海老百姓和做单帮生意的人敲榨，以维持他们的反动机构和权威，因此关卡林立和苛捐杂税繁多，奉化以北从宁波到三北地区，全是敌伪占领区，路上要道对行人要盘问，检查更不必说了，如不小心警惕，会有生命危险，一般人是不愿冒这种危险的。我抓住应必富同共产党尚有感情的一线希望，带着老郑意见去试试看，同堂兄商量并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愿意去三北？他表示愿意去，而且很高兴接受这一任务，我和应必富谈话顺利，也感到高兴，当时我又告诉他，你放心去，家里生活会给予帮助，他也表示尽最大努力去完成。我回来把这情况告诉老郑，老郑当即决定要把应必富找来，让老郑同应必富单独的谈话，他俩谈话结束后，我见应必富面堆笑容回家去了。过了三、四天后应必富又来找老郑，他俩仍是单独谈话，不多时他步出老郑房间到灶间对我说：“我走了，家里生活你有空时去看看。”意思是要我有空到他家看看有无生活做，即有无鞋绱，我知道他一家五口人生活，全靠他夫妻两绱鞋过活。当他走后未回宁海之前，老郑和我一直惦念着，盼望他早些回来，但愿路上不出危险。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左右堂兄应必富回来了，看上去他已胜利地完成任务了。紧接着老郑又布置应必富去三北，约有三到四次，每次去回一周到十天时间，都顺利的去回，不曾听说发生什么问题，后来知道，老郑派应必富到三北是找党的领导，并与上级党委取得组织联系。应必富最后一次到三北，在浙东区党委遇到许少春，许跟应必富一起回到宁海，这一次应回来后，看来他已完成任务了，也就是台州特委与上级党委沟通，能经常发生工作关系，领导与被领导问题已解决了，在这一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上应必富是为台州特委作了贡献。

在应必富连续去三北过程中、郑又给我两个任务：一是要在宁海城内或黄坛两地了解叛徒杨道彬情况（因这个叛徒当时在三门宁海一带为敌人效劳，继续出卖我们的同志），如在宁海，这个叛徒为宁海反动派效劳，他把郑嘉治、杨若谷两同志画成人像，张贴在宁海各个城门口，并以高价赏给捉拿者，另方面他带着特务在宁海城内大街小弄到处寻找我们的同志，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老郑要了解这个叛徒情况，我估计是掌握敌人的动态，以便与敌人在政治上进行斗争。因我不认识杨道彬，郑把他的特征和人的高度及能书画和穿什么衣服等情况告诉了我，我先到宁海城内几家商行看来几天未发现此人，专为此事到黄坛跑了一趟。果然不错，这个叛徒在黄坛街东头一家商行（为单帮商人托运货物）内，面朝街、坐在一张三斗桌后，桌上铺一张大的白纸，只见他在纸上乱七八糟地画（因我是站在他商行对面一家商店内看他画），我也看不出他在画些什么？看这个家伙一站起来个子要比一般人高多，穿一件青灰色的半新旧中式长衫，他拿起这幅画一边看一边欣赏，看上去他似乎非常满意，他的外表形状与老郑对我所说完全相同，我当即回家告诉郑，，郑连声说道：“不错！不错！”并拍桌大骂这个无耻叛徒。我是第一次看到郑发这么大的脾气。第二任务，郑对我说：“这几天你更要做好保密工作，有一些客人（指同志）要到这里住段时间……”什么客人（同志）？他又不说，我想，这段时间来，进进出出的同志，也有住上几个晚上走的同志，郑并没有对我强调上述话，我当时猜想，一定有重要客人来了，不然，郑不会对我强调“更要做好保密工作”这句话。看来这一任务十分重要，责任更不轻，必须小心谨慎，一方面让我母亲注意这幢屋内邻居进出人员是否可疑？另方面要我堂兄应必富（当时他在我们住屋弄堂口对面摆绱鞋摊）也注意弄堂口周围可疑行人，如发现随时来通知老郑和我。约过了一、二天，五、六天，十几天不等地陆陆续续的来了一些客人，后来知道这些客人中有省委委员、台州特委书记刘清扬、有黄岩、温岭县委书记王槐秋，有临海县委书记杨淦，有三门县委书记杨若谷等同志（其余客人不认识了），这几位同志陆续来到均同老郑同住一个房内便于商量工作。由于当时季节是冬季，把门窗关着，并一再要求老郑小声谈话，放低笑声。因为这些同志说话腔调不同，刘清扬说话从鼻孔说出来的福建腔，杨淦说一口江苏南通的普通话，王槐秋有杭州、黄岩加上几句宁海话混合一起的腔调，这些腔调叫人听起来，难免会引起猜疑。看这些同志为着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都分散在各县，进行独立的战斗，在严重白色恐怖环境斗争中，过着出生入死的生活，似乎是好多年不曾见面过，如今又能碰在一起，那种生死与共的同志深情友谊，在当时这些同志那种藏在内心的崇高理想和同志的感情及其兴奋的心情，非我水平所能形容。这种兴奋心情，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对我个人可说是极大的教育，可我负有组织上交给我要保证政治、组织安全的严肃任务，由于上述同志出于革命乐观主义高声谈笑，万一引起外人注意，一旦暴露出了差错，发生问题，要追究责任是小事，对革命损失却是大事，所以，我不得不向老郑提出：一、不能逛大街小弄；二、在家不能高声谈笑；三、晚上睡觉不能太迟。在这时老郑提出要我把上述同志和住在外边的一些同志分批陪送到奉化尚田畈地方交给“老黑”（陆海贤）同志。“老黑”同志是受台州特委派到尚田畈专为台州干部撤到四明地区去设立联络站的，“老黑”就是这个站的负责同志。从这时起一批批台州地下党的男女同志经宁海联络站转送到“老黑”同志处，再送到四明山根据地。当时随着工作需要，在杏树脚应大凤家内设立一个联络站，是在台北特委书记郑嘉治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这个站主要任务是承担接待当时台州的地下党重要领导同志，如特委成员和各县领导同志住宿，其余各地来的同志不仅不给其住宿，连住址也不让其知道，如象山来的白衣萍同志曾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住在城东臼石头龚家胡孝汛同志处，从三门来的章苏吾、陈秀英，从黄岩来的周松友，从临海来的凌珊和杨淦爱人，以及其他县来的一批批同志均住在外边同志处或旅馆里。这些一批批同志到达宁海后，由老郑个人到他（她）们住处，经过谈话后，再由老郑写秘密组织介绍信交与我陪同这些同志离宁海去奉化尚田畈，从此我的工作也侧重这个联络站了，是承担从宁海到奉化尚田畈去的同志路上陪送工作了，先由毛晓风（王式棣）王惜耶（王式贵）两同志负责，后由我负责。这个联络站的第二个任务是送输大批干部从台州、温州到四明山根据地去。

自上述几位负责同志来到宁海后，便陆续分批地把台州南面也包括黄岩、临海、三门县、区级以上负责同志和一些暴露面目的一般同志，经过这里特委组织部长工作所在地的宁海城内杏树脚这间房子内办了组织手续到四明山发挥了他（她）们得作用，给浙东革命队伍增添了一部分力量，这些同志中除极个别后来被捕外，大部分同志都受到党的重视，并在党政军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由我负责陪送的男女同志约五批，每批人数约有二、三个或四、五个，八、九个不等，除其中一些不认识同志外，认识的有王槐秋、杨淦、毛晓风，女同志中有章苏吾（素娥）、白衣萍、陈秀英（周洛民）、周松友、凌珊等同志，我们每次在宁海城内吃过中饭动身走到凫溪或西店宿一晚上，第二天再走一天，当天傍晚到尚田畈，把送去的同志介绍给“老黑”同志，同时把秘密组织介绍信也交给他，算是安全到达，也就放心了。这些同志每出宁海城经过了冠庄后一路上又说又唱又跳，当时那种兴奋心情是难以笔墨所能形容，这些同志长期地受白色恐怖环境压迫下实在透不过气来，如今是奔向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浙东区党委所领导的根据地为党的事业发挥作用怎能不兴奋，怎能不高唱革命歌曲？

到一九四三年农历正月，从台州输送到四明山根据地所有要走的干部全都走了，最后离开宁海去四明山的，是郑嘉治、杨若谷两同志，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台北特委直接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随着特委领导同志郑嘉治走了，这个联络站也完成了任务而撤销了。

以上只是我个人回忆，并限于文化、政治水平，请知情同志修正、补充。

一九八三年元月六日于杭州    

资料来源：《宁海党史资料》（四）；一九八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