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方

    在我看来，故乡宁海的小吃，相比于北方的王气，动不动就是“慈禧御膳”什么的，或者相比于南国的野性，蟑螂老鼠皆能入席，它是一个自由的另类，既具有得山海之利的野趣，又浸透了厚重绵远的文化味。这个背山面海的西晋古邑，近年虽然也飘来了望海茶的清香，戴上了浙江海水养殖第一大县的桂冠，但留在老宁海嘴上口颊生香的，或者留在老华侨记忆深处的，还是那百吃不厌的上路麦饼、东路菁团，还有那吃得你减肥计划搁浅的汤包、糊辣羹。
　　“东门沥囟滴浆，西门大棒夹枪；南门瓜瓠茄菜，北门金银宝贝。”在江南濡湿的空气里，宁海小吃天生的地域性和丰富的文化传统，如繁星般自由地镶嵌在历史的时空中。宁海的秀山丽水间，散落着几许的文臣武侠、才子佳人。他们身前的孤傲或身后的空名，都渐渐流逝在历史的风尘中，惟有他们吃过的家乡小吃，一路飘香，飘进现代社会，飘进学者的书架，甚至还传说飘进了美国的总统府白宫。民以食为天，君、臣又怎能抵挡得住“天”的诱惑？贵为一省都督的童伯吹，和他家乡的小时伙伴张木匠、李裁缝一样，把上路麦饼塞进腮帮子的同时，也把笑傲江湖走四方的豪气装进了心肺。像方孝孺一样硬气的柔石，也和他笔下《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一样，吃着别具一格的八月十六月饼，低头思念故乡的亲人。
　　站在这些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的小吃美食的背影处，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空间与时间、浪漫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相冲撞、相糅合的宝库。山瘦水寒的上路，漫山皆是旱地，即出产粗犷有余的１８种麦饼；而稻花香里说丰年的东路，则把稻作文化的精巧，渗透进巧手捏出十二生肖的菁团里。为了纪念古代贤臣介之推，宁海独具特色的寒食节，要吃一种清明馍糍。春暖花开之时采来山野中柔嫩的菁子，煮熟捣糊，再拌入蒸熟的糯米粉中，放在捣臼里捣匀，然后擀薄切块即成。山野、石臼、柴火……这真是从线装书中走下来的“绿色食品”啊，不但大人小孩抢着吃，而且忘不了让逝去的先人也来分享，家家都在坟头前供奉几块。这时，清明馍糍又成为沟通阴阳界的精神中介，实现天人合一理想的现实立交桥。同样，漫天飞舞的雪花里，一家人把糯米圆或煮或炒，灶火映红了人气，团圆代替了离别，“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此时此景，即使没有好酒佐餐，人已先自醉了！
　　当然，若以为宁海的小吃文化，仅仅停留在区位优势和情感积淀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被鲁迅先生誉之为“具有台州式硬气”的宁海人，在经营家园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赋予小吃一种威武不能屈的阳刚之气，让它们承载那多难而壮丽的历史时空。立夏节，宁海人有吃蛀夏蛋、蚕豆串的习惯。这个貌似琐小的习俗，竟蕴藏着一段血与火的历史。相传戚继光抗倭时，朝廷以倭寇首级论功行赏，士兵们提着首级行动不便，就到后营用倭首换蚕豆，以至后来以蚕豆数量来领赏。这就是宁海长街一带把蚕豆称为“倭豆”的由来。由戚继光蚕豆煮酒论英雄上溯，人们还可以获得一条独家新闻：宁海的中秋节，是在八月十六过的。这里，曾高树过一面反抗民族压迫的大旗：元朝末年，为了反抗暴政，汉人利用面饼，夹上一张纸条，号召人们八月十五一齐动手，“家家杀鞑子”。那时交通不便，传至多山的宁海一带，已是八月十六，起义之帜也就迟一天揭竿。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月饼还夹有一张纸条，不过上面写的起义口号，已经换成吉祥贺词了。
　　宁海小吃在经历腥风血雨的大苦之后，也迎来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乐。１９４９年，宁海县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县长童先令，背着塞满上路麦饼的老竹筒，读着《入城守则》，策马挽缰走进了城西的古驿……而在商潮滚滚的改革开放年代，勤劳开拓的宁海人，又把美味的宁海小吃搬到了大漠孤烟的新疆和椰风蕉月的海南岛，让无缘生于斯长于斯的外乡人，那些不久前还在想像宁海窄巷高墙的外乡人，也来享受生态县的特色小吃，然后带着极大的满足，做一回宁海的义务宣传员。